番外 龚句仁重生记

中央电视台。

演播厅的灯光打得晃眼，摄像头一溜排开，红点闪着，全国直播。

李熊坐在嘉宾席上，西装，领带，头发已经灰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五十多岁的人，往那一坐腰杆还是笔直，那架势跟他爹当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主持人拿着话筒，语气不自觉地比平时多了几分敬意。

“李老，我们都知道，您这二十多年来在东北开了三十七家工厂，累计提供了超过十二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下岗潮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您的工厂几乎成了整个松江省下岗工人的避风港。请问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的？“

李熊沉默了一会儿。

他慢慢抬起手，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

演播厅里安静得能听见摄像机的电流声。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稳，带着一种只有经历过人这辈子所有大事之后才有的那种沉。

“是我爹。“

镜头推上去，特写。那双眼角已经满是皱纹的眼睛，在灯光下微微泛红。

“我爹叫李啸林。他走的时候，我才四十出头。他临走前跟我说——能多招一个人，就多招一个人。能让一个家庭有口饭吃，就让一个家庭有口饭吃。“

他顿了顿，喉结滚了一下。

“我五十二了。就按他说的做，做了快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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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李啸林这个人，那大概只能是“邪门“。

他是柴家沟走出来的猎户。六十年代瘫过腿，七十年代抓敌特，八十年代成了全省最年轻的一级警督。经他手的敌特案件超过三百起，无一失手，无一错判。

他的事迹在系统内部被说成了传说，新入职的公安都得问咋办到的——虽然学来学去，没人学得会。

因为他的核心侦破手段，说出去没人信。

“闻。“

对。就是闻。

据说他能站在案发现场，闭上眼，深吸一口气，然后精准地指出罪犯藏匿的方向。五百米、一公里、三公里——误差不超过十米。

有人不信。

后来信了。

因为跟他打过交道的罪犯，没有一个跑掉的。

九十年代初期，国外某情报机构内部编了一本名为《东亚异常能力持有者名录》的手册。

香港一位前警司退休后在接受《明报》采访时说漏了嘴，提到那本手册里排在前十的，有一个代号叫“猎犬“的中国人。

“他不靠线人，不靠监听，不靠任何技术手段。他靠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的情报人员只要踏进他的辖区，就像光着脚踩进了捕兽夹，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出来。“

这段话后来被翻译成中文，传回了国内。

常威看完报纸，笑着骂了一句。

“放他娘的狗屁。什么猎犬，他那叫——闻到了罪恶的气息。“

说完又把报纸仔仔细细叠好，塞进了抽屉最深处。那抽屉里，塞了整整一叠报纸，全是关于李啸林的报道。

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张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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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李啸林。

是他。

龚句仁。

柴家沟人，生于一九三一年，卒于二零零三年。

死的时候，屋里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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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句仁还是那个龚句仁——老实、能干、一天到晚闷着头干活，挣的工分在村里排得上号，可日子过得就是紧巴巴的。

转折发生在一个下午。

那天孙婷婷来找他。

孙婷婷是城里来的知青，长得不差，嘴皮子也利索。跟村里那些土生土长的姑娘不一样，她会打扮，会说话，一双眼睛看你的时候，带着一股子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

她说：“句仁哥，你帮我个忙呗。“

龚句仁脸红了。

他这人就这样，谁对他好一点点，他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

孙婷婷让他帮忙干活，他就去。让他帮忙挑水，他也去。让他把工分记在她名下，他犹豫了一下，也照做了。

一来二去，村里人都知道这俩人好上了。

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孙婷婷这是看上了龚句仁老实，好拿捏。也有人说孙婷婷是图他那点工分，图他那间破房子——毕竟知青回城的名额少得可怜，嫁个村里人好歹也算有个着落。

龚句仁不是没听过这些话。

但他不信。

或者说，他不愿意信。

他活了三十多年，头一回有个女人愿意跟他过日子，他觉得这就是命。老天爷看他苦了这么多年，总算可怜了他一回。

后来俩人真结了婚。

没有彩礼，没有婚宴，就是去大队登了个记。孙婷婷搬进了他那间土坯房，屋里多了个人，龚句仁觉得日子一下子有了盼头。

他更卖力地干活了。

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晚上回家还得伺候孙婷婷。她嫌村里的水不好喝，他就跑到三里地外的山泉去挑。她嫌煤油灯熏眼睛，他咬咬牙去供销社赊了一盏带玻璃罩的新式油灯。她说想吃细粮，他就把自己那份粗粮拿去跟人换，换回来一斤白面不够蒸两个馒头，全给了她，自己啃窝头。

小主，

孙婷婷倒也哄着他。

她说：“句仁哥，等我回城了就接你过去。“

她说：“句仁哥，等我找到工作咱就好好过日子。“

她说：“句仁哥，咱先不要孩子，等日子好过了再生。“

龚句仁信了。

全他妈信了。

六九年冬天。

孙婷婷走了。

那天龚句仁下工回来，一推开门就觉得不对。屋里头干干净净的——不是那种拾掇过的干净，是那种空的干净。她的衣服没了，她的梳子没了，连炕上那床新褥子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