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8月，德·拉萼尼来到澳门，随即与清国的两广总督耆英会晤，并在10月，分别代表两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在行文中，由于法方强烈要求，路易·菲利普没有使用看上去比皇帝低了一等的国王头衔，而是使用了“大佛兰西国大皇帝”的头衔，和“大清国大皇帝”并列。】

在谈判中，清国官员生怕法国大使前往北京觐见道光皇帝（好像大清国会因此受到什么重大损失似的），拒绝了互派使节的建议；同时，由于害怕其治下子民受到洋夷污染，他们也拒绝了“中国派青年留学赴法，学习造船、铸炮”的建议。

同时，可怕的是，他们却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答应了按照英国例子，给予法国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甚至还准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而后来，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援引其例，中国对基督教传教士完全打开了大门，因为这些条款，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再怎么胡作非为，清政府也无法直接管辖，只能跟该国领事商量解决办法）。

为了不让外国公使进京（这是极其正常的国际交往，但是在清国官员们看来却是完全的大逆不道无法想象），清国的官员们几乎竭尽了全力，答应了许许多多出让国家真正权益的条款，贻害无穷。

为了不让外国公使进京，他们为此要损失多少真正有意义的国家主权？因为这些条款，中国未来发生了多少教案？又因为和洋教的冲突，在之后六十年，又惹出了多大的祸端？

他们完全想不到，在这个时点上也完全不在乎。

在最后，已经得到了满意条件的德·拉萼尼对清国官员高调宣称自己暂不进京觐见了，而耆英的得力幕僚和助手黄彤恩还得意洋洋地在日记中写下了“拉使（拉萼尼）之技穷矣”之语。

买椟还珠，莫过于此。

允许外国自由传教的后果，在短短几年后就被显露无遗了。

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已经衰退不堪，日暮途穷，连表面上天朝大国的遮羞布也被英国人的两万远征军所毫不留情地撕开了。

然而，率先挑动了天下反乱的，却是一个号称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这位广西的落魄文人，受到传教士宣传册子的影响，成立了拜上帝教，拿着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基督教教义作为构建起义组织的精神武器，这多多少少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毫无疑问，之所以会出现太平天国起义，清末深刻的经济因素才是主因，宗教因素只是一个引子而已。

这样的王朝，不是早灭了早好吗？

不过，至少在现在，清政府这个愚昧而且短视的决定，对夏尔的计划是极其有帮助的——他的代理人可以借着传教士的身份掩护，在中国各地穿行。

“那么，您还有别的吩咐吗？”沉默了片刻之后，孔泽再度询问。

“还有一件事。”夏尔突然拿出了一页纸，然后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想办法找到这个人，然后安排我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