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城同样也怕闷守，为了筹集向红军和“洋船”买补给的银饷，困守一座座孤城的十九路军在城内也是刮地三尺，刮得城内的商家大户叫苦连天。最严重的时候，四座城市里的大户哭着往城外跑主动向红军表忠心，愿意当“带路党”。只是红军本着“困而不攻”的原则，夺取周边后就是不肯轻易攻击四城。

困守四地时，十九路军也不是没有得到外来的援助，和福建一海之隔的日本人，对福建的战事就十分地关注。他们通过海路从台湾调拔了一批武器增援十九路军，甚至还打算派出干涉军进行干涉。但是在这一点上，十九路军的高层守住了底线，他们一手拿过日本人送来的枪械弹药，别一边却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英美两国也对日本人插手长江以南十分的警惕，严词反对。

此时的日本还在消化从东北抢得的地盘，在英美的压力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旧军舰布置在台湾海峡靠近福建一侧只待红军进攻沿海四地就以“护侨”的名义进行武装干涉，但日本人等了一年，红军兵临城下一年，愣是没主动对四城开一枪一炮过。

漳州战役结束后，被困了近一年后，十九路军的上层蒋光鼐、蔡廷锴上层也看明白了红军的战略想法，却毫无办法。他私下联系红军，想要以主动放弃城市为代价让红军放他的部队一条生路，却被红军一口拒绝。深知中国军阀脾性的李润石反过来向蒋光鼎提出了一个建议：解散福建人民政府，把城市和部队“卖”给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交换条件，红军用林汉提供的二十万美元买下了他手中部队的大部分装备，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支援十九路军的枪械弹药——不过这笔钱这回倒全是真钞，主要是林汉为求稳妥，不想在这地方暴露了伪钞的来路。尽管林汉对自己印制的伪钞很有信心，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种容易暴露假钞来路的地方还是小心为妙。

蒋光鼎等人长考之后同意了这个建议，六月份他开始联系南京的宋子文商讨“归建”的事谊，在从宋子文那儿又敲收了一笔钱后，将地盘连同部队一起卖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使用银弹收买对手，这在宋委员长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

七月份，南京国民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海运派出四个师进驻四地，接收了十九路军的地盘。而蒋光鼎等人随后宣布下野离开福建前往香港。

接过十九路军班的宋文子，很快就发现他花钱从蒋光鼎手上买过来的是一陀臭狗屎。在他接手之前，原十九路军的部队早已将手中的装备弹药大量地卖给红军，守军手上拥有的只是一堆从红军手中交换过来的膛线都磨光了的破枪。武器方面的损失也就罢了，原本士气战力在炮党中都算出色的十九路军，近一年的困守下来，精气神全失，早已褪化成一支废物军队。

这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战略上的极度劣势。入驻福建的这四个师，被分散在四个城市里，本身就是兵家大忌。1933年完成打通海外交通线的任务后，红军主力只在福建留下了三万人的主力部队。但在夺取农村，完成土改和根据地建设之后，到炮党接手福建四城1934年时，这短短一年的时间，福建的红军正规军，就已“暴兵”增至十五万人之多——这还不算各地的赤卫队和地方游击队。至于装备方面，由于有林汉掏钱支援供应，现在的红军不但有枪，更有炮，早已成长成一头巨兽。

红军的武器来源，除了来自德国冲锋队淘汰的一战旧步枪外，另一部分却是来自日本。

1929年暴发的经济危机，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伤害之大，已经大到想卖军火，都没什么地方可卖的地步。当时全世界唯一有能力消化军火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可是1933年的中国，除了炮党还在和红军开战外，其他地方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军火消费量其实也不大。

林汉是有意派人向日本人买军火的。一是红军中本就有一批他援助的日式枪械（奉天的缴获），和广东陈济棠的战争中，红军也缴获了一批日械。二来却是想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几年林汉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向苏区运送德式枪械，早已引发各方势力的关注。大军火商弗郎西斯更是各国政府监视名单上挂号的人。从日本进口枪械，可以把日本人也拖下水，这也是为了给德国商人弗郎西斯洗白和掩护自己援共行为的一种手法。

（注：陈济棠反蒋时，曾得到日本大量的军事援助，其军队中装备了大量的日械，甚至还有日械师，除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外，每人还有一顶钢盔，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有人质疑德国卖枪械给红军时，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后来扮成希特勒的汉娜，反驳的说法都说成这是无良的犹太军火掮客弗郎西斯的个人行为。而弗朗西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更当着记者的面说出了让全世界军火商皆心有戚戚焉的名言：

“你们说我把帝国主义的子弹卖给社会主义，这算什么？我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我无法反抗共产主义的钱。”

“军火商是有国籍的，但是军火商的生意是国际的！不把武器卖给国家敌人的军火商不配称为国际军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