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国营工厂的规模，极其庞大臃肿。

数万员工以及数十万的家属组成了庞大社区，有独立的派出所，幼儿园，养老院，学校和医院。

一个大型工厂的厂长，其职位甚至于接近县长了，他们手中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县长。

相关部门已经派出了一支清洁队伍，开始清理陈大明家附近的街道卫生。

甚至连那些老旧房屋的外墙都粉刷了一遍。

县委宣传部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向陈大明学习的相关事宜。他们要组织全县所有的学校师生，学习陈大明的先进事迹。

那个时候人们虽然还不懂得流量，但是却知道利用热点事件获取更多的关注度，这正是彰显他们政绩的时候。

陈大明一家人被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见义勇为事件，已经被吹捧得越来越高，完全偏离了本质。

陈大明感觉到县领导似乎有些遗憾，如果他在救人中身亡的话，就可以申办为烈士了。

那时候对于这个县的知名度以及声望更加有利。

面对这一切，陈建国却感觉到隐隐不安，那些下岗的工友们现在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

被打伤住院的工人，前天被强制要求回家养伤，不允许他们在医院露面。

被赶回家的这些工人，几乎每家门口都有治安员看守着。

原本定好的手术以及治疗方案，暂时先推迟。每个人离开医院的时候发了一包止疼药和一卷纱布，以及消毒水。

被打死的二孬的家属也被严加看管了起来，防止他们到媒体面前闹事儿。

这些人即便出门买菜也被禁止了，超过四十几户的人家被列为了重点监控对象。

不仅是民警，治安员，最后连街道干部居委会都出动了。

以往他们打击各种罪犯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如临大敌。

这些刁民给本地声誉带来的危害，要远大于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

重回90年代，给陈大明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时期的治安太差，管事的太腐败，人们太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