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兵制和家丁的出现都可归结到钱的问题上，没钱就只能走少而巧的精兵路线。

将领对于家丁是极为重视的，着名的有李如松因碧蹄馆一战折损两百余人，痛哭不止，可见一斑。

尽管将领和家丁关系紧密，但朝廷对家丁是有限制能力的。万历三十七年长定堡失事，辽东总兵王威因防守不利，被熊廷弼弹劾而解职回卫，但是他人走了，他的五百家丁没走，被熊廷弼留了下来，以至于王威起复为大同总兵，还需要他的上司宣大总督跟万历帝和熊廷弼要人。

这种特殊情况，是由军事对手——蒙古的特性而定的，卫所制应对蒙古人的作战是适当，营兵制也是如此，因为永乐之后蒙古人就没有大兵团作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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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套战术系统玩的是猪突平推流。还是李如松，他在宁夏一战中打孛拜，碧蹄馆被围干倭兵，用的就是这个战术，靠的是硬实力强于对方，快速干净利落地解决对手，就像是日本武士比居合斩，一刀下去见结果，要么你水平高，要么你血厚。

萨尔浒之战就是这么回事，杜松是有名的战术型猛将，一顿猪突下来，发现突不动了，剩下的就是被努尔哈赤提起来猛干，全军覆没。

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在天启、崇祯二帝时期越发凸显，明末对抗后金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东军玩不了大兵团作战。包括萨尔浒在内的、辽沈、广宁三次十万人级别的大会战，明军连坚持都谈不上，几天里部队就全垮了。

洪承畴、袁崇焕等人是很清楚这一点的，袁崇焕的防守策略是奏效的，而之后如果不是崇祯帝的逼迫，洪承畴根本不会搞大会战。

而这也是洪袁二人的不同，袁崇焕是个坚持己见、不听皇命、只认结果的人，宁远、宁锦大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而洪承畴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特别是有袁做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毕竟天下是你崇祯帝的，你硬要我打，输了我最坏也不过改换门庭。

西南纪事是了解开国历史的最佳参考，蒋子静看过。本朝太祖是清楚这一点的，闯军的精锐程度和后金军根本比不了，到了太祖坐拥西南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怎么在快速整合军队的情况下，建立大兵团作战体系。

其结果是复古，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西南建营是仿唐节镇，只要部曲家丁的数量足够多，就不怕组织不起能够承担方面军职能的军队。

而在平定湖广后太祖迎来了从江南而来的保龄侯，保龄侯献策，仿宋建立了枢密院，通过对银粮军械、军队组织架构的掌握，控制军队。

同时太祖利用江南义民在诸将随着势力扩大、分化出现山头后，重新组建了直属中央力量，这就是京营和禁军的前身。

开国以来勋贵将领家的部曲家丁分为私有和官册。私有的数量取决于你自己的家底，嘉祥四十年春三月十一桥的那批人就是纯粹的私兵，尽管只是十几家勋贵及其附庸豢养的部队，其数量也让事后的元从系、漕运系为之一惊，要知道这是不算在官册上的，他们的钱从哪来？养军队可不是过家家，是要大投入的。

蒋子静在损兵折将之后，意志消沉就在于此，他此番带的六千宁武军，其中部曲家丁五百人，一仗打成这样，就算这些时日，溃兵收拢了一些，加起来也不到三千人，可算上蒋成带来的两百私家部曲，他手上部曲家丁超过三百人，组织架构是溢出的，这也是他能接受萧奕提议的原因所在。

而萧家在他的观察之下，部曲的数量相对于关宁军怎么看都是不够的，那么身处锦州府，内部势力林立的萧家是怎么控制锦州府关宁军的，就是他眼下格外留心的事情。

他兄长他们同其他家的合作，他当然知道，但他也知道勋贵间的联合从来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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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辅李嵇在京的院落是隆兴帝所赐，府院华贵，但李嵇没有余钱维缮，几年下来也有了些富贵脱落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