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世风变化，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已同前人大有不同。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得金不患无粟。且缓急转移，易以万物，多金尤便。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在他们的活动下，各省允许地主‘起田另佃’，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然而为何刚过十年，就又想改过来了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翻开看看就会发现，在这十年间，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

《经济学》上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

《日报》曾经做过调查，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或者扩大生产。

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却会少十五两。每年都如此，地主老爷们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佃户们却开心了。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

所以说，这十年来，地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惨，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

而后来城市的士绅，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也是毫不意外的——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

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花，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然而在收取实物地租的年代，地里种什么，卖个什么价，是由地主们说了算的。所以双方矛盾的实质，就是工商业主企图控制农产品的产销，而地主们自然不甘心失去定价权，双方自然产生了矛盾。

但是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后，地主们脱离了生产，不再干涉农民的种植选择。老实巴交的农民，总比老奸巨猾的地主好对付，工商业者自然乐见其成。这种形势下，他们普遍选择与农民们签订合约，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农民们则承诺到收获时，将农产品按规定价格卖给资方。

这样做的好处是，资方可以稳定地获得农产品，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最终结果是工商业主们控制了农产品的市场，当然不愿意再回到从前。

而这场官司，实质上已成了各利益方之间的对决，判决的结果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其它任何案件，所以才会有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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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将这场官司的起源分析的十分透彻，最难得是，作者没有落入传统文章的窠臼，将经济问题道德化，而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将各方的心态展现无遗，观点新颖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沈默对这个叫‘玉池’的作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心中也酝酿了一篇文章，准备稍后写下来投个稿，应和一下这位玉池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