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以前的士大夫，为官几十年都换囊空空，二品大员致仕后，家产也不过小康，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变化如此之大？”王锡爵摇头喟叹道。

“不是你不明白，是世风变化太快，人人以拜金为荣，士大夫也不再安贫乐道，开始沉迷华服美婢，追求奢侈享受，又怎能不利用特权，鱼肉百姓呢？”海瑞冷笑一声，将王锡爵整理的报告，以及昨日的审计结果装入信封中，烤上火漆，用上关防，对书办吩咐道：“立刻发往内阁。”做完这一摊，他对王锡爵道：“收拾一下，今天就去松江。”

“那收到的这三千份告诉怎么办？”王锡爵问道。

“不把松江的问题解决了。”海瑞淡淡道：“苏州这边的诉讼是没法处理的……反之若把松江的问题解决了，苏州的诉讼，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天下午，海瑞移驾松江，第二天就在公所外张贴告示，接受百姓告诉，同时清理陈年积案……松江和苏州虽是近邻，但松江百姓毕竟没领教过海青天的大威大德，起先海瑞公开放告，百姓们不敢深信，只有苦大冤深的敢递状子……这些案子其实既不错综、也不复杂，之所以迟迟无法结案，只是因为被告者势大财雄，官府根本搞不定。

被告就在那里，只看你大老爷敢不敢抓人了。对海阎王来说，自然不是问题，他立刻下传票拘被告前来受审，为了避免松江的官差与乡绅勾结，私放了被告，去拿人的都是巡抚衙门的亲兵！只要是在乡的，一个都跑不了。

凡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管你被告的是尚书之子还是总督外甥，海瑞当天就结案宣判，人犯收监。

见案子审理得迅速，海大人果然不惧富户乡官，有冤的百姓胆子壮了，纷纷前来抚院投状，一天之内，便受理案件一两千。夜间，面对如山的状子，王锡爵又一次犯愁了，这么多的案子，根本无法从容调查取证。若是一件件审，旷日持久，显然不行。总不能再像苏州那样‘受而不理’吧？

怎么办呢？海瑞早有注意，他奋笔疾书了几条审理原则，命王锡爵照此执行。只见海瑞写得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第八五二章 乡愿（上）

海瑞不会知道，自己提出的这六个差别保护的原则，会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门学科，名曰‘海瑞定理’。并被沈默原先时代中的，一位黄皮白瓤的历史学家，用来证明传统中国‘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法律的解释和执行都以儒家伦理为圭臬，缺乏数目字的管理传统，因此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云云。

此后，这成了法学界有关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一个定论。一些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一再引用这段话，作为中国社会不注意保护私人产权，以道德治国的证据。

那个从历史中总结而来的结论本身，自然不会错，但用‘海瑞定理’来证明，却是错误的，因为抽象不能脱离其语境，更不能忘记了作者的限定。而那位黄教授以及诸多引黄者，都无视了海瑞同时写下的另外两段至关重要的文字，正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

被黄教授省略的第一段是：‘以往官府，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给原告以六分理，亦必给被告以四分。给被告以六分罪，亦必给原告以四分。使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然此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因为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彼心快于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讼繁兴矣。可畏讼而含糊解之乎？君子之于天下曲曲直直，自有正理。四六之说，乡愿之道，兴讼启争，不可行也。’

意思是，对所有案件，无论事大事小，都必须以是非曲直为基础依法处理，坚决反对‘和稀泥’与‘和事佬’。因为海瑞天才的意识到，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真有效率，始终如一地依法公正裁决，会减少所谓的刁民告刁状，也就是机会型诉讼，从而减少社会诉讼，这就是‘海瑞定理一’。